一个人在何种境况下才会直面自己的灵魂？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英籍匈牙利作家阿瑟·库斯勒在《中午的黑暗》里告诉我们：监狱。
苏共三十年代大清洗运动中，形形色色的“分子”层出不穷，有幸回到监狱——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曾是那里的常客，只不过以往尽地主之谊的是沙皇而这一次换了新主人——重温旧梦的不可枚举。《中午的黑暗》里的主人公鲁巴肖夫已经在梦中多次被邀请入狱，“当局在这里”，这一时刻的来临只会让他觉得如释重负。
监狱的高墙是对人身自由的羁押，但也无法约束思想的流动。肉体本是臭皮囊，对它的禁锢从另一方面而言使思想有了再度活跃的空间。鲁巴肖夫曾为了党的利益奔走于西方敌对国家之间，忙碌中放弃的独立思考的权利得以在牢房里重新拾起。
对昨天的回忆是鲁巴肖夫心理活动的主体。时空的交错使他徘徊于昨天与今天之间，也令他不得不做出某些当时有意无意忽略的结论。
昨天。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围坐在长条桌四周，以哲学家的眼光梦想掌握权力，目的是废弃权力；梦想统治人民，目的是让他们不再被统治。
今天。他们又在哪里？“不错，他们的头脑曾经改变了世界的进程，却都吃了一颗子弹，有的在前额，有的在后脖颈。”
昨天。比利时的码头工人在党支部书记小洛埃领导下，响应“那边”的号召拒绝为资本主义战争服务，举行罢工。鲁巴肖夫作为“那边”来的同志，却肩负着劝他们复工的使命。其实，劝说是没有必要的。他只需以干巴巴的口气说：“希望你们执行中央的决定，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政治上不怎么成熟的同志解释清楚。”一周后，小洛埃上吊自杀。
今天。因政治分歧，鲁巴肖夫入狱。隔壁的402号大呼“皇帝陛下万岁”，并对鲁巴肖夫的入狱如此评价：“你活该”，“狗咬狗”。
昨天。在驻外机构，年轻的女秘书阿洛娃说：“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。”几个月后，她因政治不可靠被撤职，奉召回国。面对作证的要求，鲁巴肖夫一言不发。阿洛娃被枪决。
今天。老友、审讯官伊凡诺夫指出：“到你自己脑袋不保的时候，你才愿意表示忠诚，这就结果了阿洛娃。”
……
梦境与现实交织构成的不仅仅是悬念，还是一个具有压榨力的机制。在为之奋斗的制度下坐牢而产生的彷徨与苦闷，被这机制活生生地压迫出来。无路可逃。
审讯者伊凡诺夫与被审者鲁巴肖夫是旧友，后者曾救过他一命。两人相互了解，具有类似的思维方式。伊凡诺夫的审讯态度温和，攻心为上。他俩的对话与其说是审讯，不如说是关于权利、政治、人民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，落点却是形而下的：伊凡诺夫想把案子归于公开审判而非行政审理，要求鲁巴肖夫“炮制一份口供”，或许能保住一命。这种赤裸裸违背道德的保命哲学引起鲁巴肖夫的反思。“历史教导我们，谎言常常比真理对它更有用，”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因为人类是懒散的。我们不仅迫害人们行为中的邪恶的种子，我们也迫害他们思想中邪恶的种子。”
主审人与被审者之间的对话激起了思辩的火花。入狱二十天后，鲁巴肖夫写道：“我们似乎面临着历史上的一个摇摆运动，从绝对专制到民主政治，从民主政治又摇摆回来到绝对的独裁。”言者用的代词是“我们”，或许他还抱有一丝幻想，以为自己依然是人民的一员。于是，在思维惯性的驱使下，他打算屈服。这时他和狱友、402号的对话便极具讽刺意味。402号是旧沙皇制度的忠诚卫士，执著于旧道德，一力维护他的尊严，“为自己的信仰而生，为它而死”，他不屈服。鲁巴肖夫是推翻沙皇统治、建立新政权的元老之一，此时却为了“革命的需要”而放弃了体面。“我们已用理性代替了体面”，他告诉402号。自豪、自信，还是自欺欺人？用来代替体面的不知是什么。
另一位审讯者格列金可没有兴致跟他讨论哲学。这位视伊凡诺夫为犬儒派、自诩为道德派的新生力量，有自己的实践经验：只需在体质上下功夫，没有击不垮的犯人。尽管他和伊凡诺夫同是掌握权力者，但年轻人显然更能适应体制的需要，残酷、冷漠，对“敌人”毫不留情。他们对审讯的分歧，隐含的是两种人命运的差异。
格列金的拷问咄咄逼人，居高临下。这迫使鲁巴肖夫直面真实的自我。为了保住生命——或曰为了能够继续工作——鲁巴肖夫曾发表悔过声明；为了洗脱自己他曾公开与阿洛娃划清界限，扮演了不光彩的凶手角色；在伊凡诺夫和风细雨的审讯中他还可以大谈哲学与人生，而在格列金从体质到精神的折磨下他只能接受组织安排的命运。尽管走上刑场前他已经意识到这一切隐含着谬误与危机，却依然义无反顾。和其他在法庭上声泪俱下、痛骂自己的革命者一样，他认为个人生命与名誉的牺牲是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，坚信逆时代大潮而动只会被历史车轮碾为齑粉。
对鲁巴肖夫而言，一死百了。对更多活着的审讯者与被审者而言，拷问或者永无止期。
（《中午的黑暗》，［英］阿瑟·库斯勒著，董乐山译，译林出版社出版）
